民国时期地契
1941年，贵州毕节县小坝乡的农民振奎，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被告上法庭。起因是振奎租种了邻村一个地主的几亩荒地，双方当时口头约定，三年内出产的农作物归地主，尔后土地归振奎。
三年后地主遵守约定，把这几块地送给了振奎，但是由于振奎目不识丁，所以地契上留下的名字还是地主的。振奎完全不知道地契如何转换。因为在当时贵州农村，识字率极低，大部分民间交易都是口头约定（至今也是），几乎没有签订字据的传统。
后来地主死了，儿子反悔，想把地要回来，就把振奎告上了法庭。
村里保长通知振奎去毕节县应诉的时候，振奎的母亲大哭，以为自己的儿子要坐牢了。因为在那个闭塞的乡村，绝大部分农民一辈子都不会和法律打交道，更不要说上法庭。
惶恐不安的振奎带着地契提前一天来到毕节县城，投宿一家旅店。这个店的老板娘是个很热心的好人，听讲了振奎的遭遇后，她仔细看了振奎的地契，告诉振奎，你这地契现在算是别人的，你必须去县政府做个公证，转成你的。
然后老板娘带着振奎去了县政府，在说明原委后，顺利的完成了公证。民国时代贵州的地契，很多都是清朝留下的原始地契。所以民间的习惯是，谁拥有地契，谁就是地主。很多农民在民国时代并不知道要进行法律文书转换。但是当时的政府也能充分尊重这样的民情和传统，所以一般只要拥有地契，都可以做公证和转换。
在第二天的开庭中，振奎没有辩护状师，完全是自己辩护，就凭借着经过公证的地契，打赢了这场人生中唯一的官司。
这是民国30年，一个不识字的贵州农民打官司的真实故事。振奎就是朋友的爷爷。那一年，他只有22岁。
中共时期政审表
高考分数下来之后，很快收到了公安大学的面试通知书。接到市里招生办通知，去省城面试之前，还需要带上一张“政审表”。关键的在于，只有一天的时间。准确地说，不到二十四个小时。坐车去省城就得花上八个小时。
父亲以前在部队干了半辈子政治工作，知道这个玩意有多重要。马上直奔最近的A派出所。在进派出所之前，父亲特地买了包14元钱的红塔山。他平时并不抽烟，而红塔山，也是那时最奢侈的香烟了。
在派出所坐了半个小时，对面的民警一直在打电话。在他挂上电话的一刹那，父亲紧贴上去，急不可待的递上烟，说明来意。民警推开父亲递烟的手，果断地说，这事不该我管，你去B派出所。父亲连连道谢，立刻转移。
那段路并不短，走路至少需要半个小时。父亲急火攻心，小跑前进。父亲这个人虽然曾经也是部队干部，但从小他穷惯了，为人十分节俭，转业后破军装又继续穿了好多年。不是他对军装有感情，而是舍不得买新衣服，更不要说平时打车。
到B派出所的时候，父亲累的面色已经非常难堪，背心和衬衣被汗水浸透的黏成了一块。
同样是等了很久，父亲才找到一个发言的机会。但是十分不耐烦的民警告诉我们，按规定还是得回到A派出所办理。父亲二话不说，掉头折返。
那时候县城刚刚有出租车，三块钱，还有种更便宜的摩的，两块。打车对于节俭成性的父亲来说，肯定不同意。
似乎象是某个电视剧里面的情节，随后在A、B派出所之间来回居然四次。每个人都在重复相同的话，没有任何理由。在最后一次跑往B所的路上，父亲终于顶不住，蹲在地上，大口喘气。大滴的汗水从他脸颊渗出，面色发白。
最后在B所终于有人肯接待我们。父亲给房间里面的4个民警一一递上香烟，但是没人接。可能是太着急，父亲言语非常急促。得到的答复整个政审程序需要半个月。
父亲慌了，说孩子好不容易考上，耽搁不起，能不能快点。民警说不能快，政治问题，谁都担当不起。父亲说，我的党龄差不多三十年了，可不可以做个保证？这句话让房间里面的几个民警哈哈大笑。“你的党龄算什么？”
最后软磨硬磨，终于有个民警愿意出面办理。他也真的跑到街坊邻居那里调查了一遍。
最终还是如期登上了去省城的车，一切平静，无是无非。当名字登上本地报纸第一版，知道已被录取的时候，父亲激动得老泪纵横，忙着放炮庆祝。看着他激动的样子，想起那天奔跑在路上那个影子，再也忍不住，掉下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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